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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這個問題很有趣,也很具體。確實,從漢代到晚近,碑額喜用篆書這一現象延續了很長時間。
先說點題外話。不同書體適用不同場合的規則,很早就被人們所認識。南唐文字學家徐鉉(916-991)曾說:“若乃高文大冊,則宜以篆籀著之金石,至于常行簡牘,則草隸足矣。”(《說文解字韻譜》序)可見篆籀與草隸在施用場合上有正式和日常的區別。
時間再向前推七百多年,曹魏書家韋誕就以擅長題署著名,而京兆韋氏在韋誕之后一直有工于題榜的“門業”延續,東晉太元(376-396)中,孝武帝改治宮室及廟諸門,先是請王獻之用隸書(或作“隸草書”)題榜,獻之固辭,又請劉瓌用八分(東漢碑刻中如《曹全》《張景》一類的字體)題寫,最后請韋昶(韋誕兄韋康的玄孫)以大篆改之。可見篆書較八分、草隸更適合題寫門面、匾額一類的標識性載體,您所說的碑額正與此同理。
篆書較其他書體的最大特點:裝飾性。而且,小篆又為篆書中最具裝飾性的一種,雖已擺脫古文字難識的特點,卻仍保留些許大篆的圖畫性特征。裝飾性會加強視覺記憶,所以小篆比其他書體更為醒目,也就更適合作為標題。不惟碑額,古代書畫卷軸題耑也以小篆最常見。
如果再往前追溯,碑額(亦可稱“碣”)的前身或許是木質的“楬”。“楬”廣泛發現于秦漢簡牘中,其形制大多圓首涂黑(或繪網格紋)、上有鉆孔,用來系在篋(竹編儲物箱)或囊(絲布編織的袋)上,功能是標識內里所盛裝的物品名稱、數量等信息。木楬雖較碑額體量為小,但因為功能都是標識,所以同樣需要醒目。我們今天能夠看到最早的木楬實物,出土于湖南里耶古城1號井里(俗稱“里耶秦簡”)。在總計近2萬枚有字簡牘中,只有楬上會出現篆書,而其他的日常文書全部是隸書。
從里耶木楬到韋氏題榜,再到徐鉉所謂“篆籀”“草隸”之別,大致可以梳理清楚這一問題的學術史和內在理路。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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