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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霍普金斯大學(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是美國頂尖級的私立大學,位于馬里蘭州首府巴爾的摩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成立于1876年,由巴爾的摩銀行家Johns Hopkins捐贈的700萬美元巨額遺產支持創辦美國高水平研究大學和高水平醫院。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是美國第一所研究型大學,以醫學、公共衛生、國際政治與國際關系研究等領域見長。由于創立之初,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就專注于醫學科學與人體健康研究并將科學研究成果迅速轉換成臨床診療實踐,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醫學學科和公共衛生學科始終處于全美頂尖水平,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大學排行榜(U.S. News University Rankings)中,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醫學類專業長期排名第一,因此,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醫學研究在美國乃至世界都享有盛譽。
作為美國醫學教育和醫學研究重鎮,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承擔起了發布疫情數據的責任。美國是復合聯邦制國家,各州政府所轄的健康衛生部門不對美國聯邦健康和人類服務部負責,沒有義務向聯邦健康和人類服務部及其附屬機構美國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CDC)提供本州本地的疫情數據,所以,你到美國CDC網站上去查看疫情數據,總是滯后2-3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作為政府以外的第三方獨立匯總、統計、發布相關疫情數據,為美國公眾和世界其他國家提供美國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實時更新。
除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之外,哈佛大學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數據中心(Harvard Health Coronavirus Resource Center),明尼蘇達大學傳染性疾病防控政策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Minnesota Center for Infectious Disease Research and Policy)都在獨立發布美國疫情數據,可比較不同研究機構發布的疫情數據。
美國人對政府發布的數據遲緩持懷疑態度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美國人的歷史和文化傳統中蘊含有質疑權威,質疑政府權威的基因,他們擔心政府蓄意瞞報、漏報感染人數和死亡人數,導致疫情數據失真。疫情數據統計是科學研究的工作范圍,那就交給科學家和科學研究機構好了!獨立第三方、遞四方、第五方發布的數據可以更好地體現美國各州疫情發展的真實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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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茶不在所謂的六大茶類(紅茶、綠茶、青茶、黃茶、黑茶、白茶)中,它屬于“再加工茶”。可以在綠茶、紅茶、烏龍茶里放很多種花。當然工藝要正確。
茉莉花茶銷售最好,所以聽到最多。其實花茶還有其他種類,如玉蘭花茶、桂花花茶等。
目前的茶葉資訊是比較落后的,原因是大多數資訊在計劃經濟時代產生、成熟并進入教科書。這些信息與今天的市場經濟環境往往格格不入。
花茶的產生據我翻閱材料,應該起源于元朝(與一般看法不同,如百度百科)。發明人為畫家倪瓚,他在著作《云林堂飲食制度集》中最早提到“橘花茶”“茉莉花茶”與“蓮花茶”。
明代茶人對這種新出現的花茶(在商業上應該很成功)很感興趣,發表了不同的看法。
顧元慶、錢椿年的《茶譜》建議放進茶里的花很多:“木樨、茉莉、玫瑰、薔薇、蘭蕙、橘花、梔子、木香、梅花”。
《茗譚》作者徐??對倪瓚和顧元慶有批評,態度很嚴肅:“吳中顧元慶《茶譜》取諸花和茶藏之,殊奪真味。閩人多以茉莉之屬,浸水瀹茶,雖一時香氣浮碗,而于茶理大舛。但斟酌時移建蘭、素馨、薔薇、越橘諸花于幾案前,茶香與花香相親,尤助清況。”就是說將花放到茶里面,于理不合,建議在茶室里放幾盆花就夠了。
“奪真”這種說法在宋朝就有了,當時茶與香的結合就有爭論。蔡襄在《茶錄》說:“茶有真香而入貢者,微以龍腦,欲助其香,建安民間試茶皆不入香,恐奪其真。”
“奪真”這種說法其實是一種多余的擔心,如果花茶中保存了茶的“真味”,工藝就成功了,事情就這么簡單。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花香與茶味之間有協調性。
茶是世界的,今天英國人的“伯爵茶”由佛手柑、正山小種和祁紅拼配而成,看來英國人也體會到了柑橘味與茶味之間的協調性。
北京人喜歡茉莉香片,據馬未都老師說那實在是因為以前北京的井水質量不好,放茉莉,壓一壓井水中的味道。那是另外一種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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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六朝都城,當然是建康(孫吳稱建業),也就是今天的江蘇省南京市。當然,這個說法不是特別嚴謹。因為孫吳還一度以武昌做過都城。不過六朝的絕大多數時間,的確是以南京為都城的。
六朝政權都是南方政權,核心區域在長江中下游,尤其是位于長江下游的今天寧鎮地區、環太湖地區與寧紹地區,是六朝政權得以成立最主要的經濟基礎,所以都城必然是圍繞這些區域來選擇。
在戰亂時代,作為都城,首要的因素是利于防守,并且有足夠的空間容納為數眾多的官僚、軍隊與宮殿區的修建。這就一下子排除了很多選項,因為南方雖然利于防守的城市不少,但多數山巒眾多、水網遍布,土地促狹。而少數平原地區的大城市,例如吳郡、會稽郡,又往往軍事防御能力不強。在孫吳政權建國前后,孫策、孫權曾經駐扎過多個地方,例如武昌、京口、吳郡、會稽郡,但最終都沒有成為孫吳政權穩定的都城,原因就在于很難兩者兼顧。而孫權最終也只能在今天的南京市所在區域新修一座都城,雖然耗費巨大,但南京東、南方向為群山所環繞,西、北方向是天塹長江,易于防御。南京城四周山脈所圈定的平地也相對而言較為空曠,有條件容納大量的官僚與軍隊,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都城由于集中了大量的非勞動人口,消費大于生產,基本要依靠地方賦稅進行供養,因此必須要有較為發達的交通線,否則就容易陷入斷糧的危機。漢唐時期定都長安,但由于黃河的砥柱天險,關東地區向關中運糧食經常翻船,成本很高,所以糧食壓力很大,甚至出現了唐代皇帝帶著群臣跑到洛陽“就食”的情況。而建康(建業)屬于長江的港口城市,往上游地區的江州、荊州、巴蜀均有水路可通,水況也比黃河好很多,適合航運。此外,經過一系列人工運河的開鑿,建康城南的秦淮河可以直接通往吳郡、會稽郡等核心經濟腹地,非常便利。交通樞紐的屬性非常強烈。也因如此,建康城在六朝時代從一個很小的新城市逐漸發展為規模的龐大的城市圈。最關鍵的因素之一,便是交通的發達。
此外,作為分裂時期的南方政權,都城與邊境的關系需要有一個較好的平衡。太近,容易被一擊滅國。太遠,則難以有效控制邊境將領,同時也容易讓朝廷的氛圍過于安逸,不思進取,南宋定都臨安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六朝時期,南北政權的對抗主要圍繞著淮河,定都江北,則太過危險。而如果定都寧紹平原一帶,與邊境相隔長江、浙江(今錢塘江)兩道防線,則太過遙遠。因此位于長江以南,又緊靠江邊的城市是最好的。這里就有幾個選擇,一個是建康,一個是武昌,一個是江陵,后兩個都位于長江中游,也都短暫做過六朝政權的都城(如果后梁也算梁朝的話)。但是在六朝時代,長江中游的經濟發展遠遠不如長江下游地區,如果立國中游,那么下游的錢糧物資的輸送又會大大增加成本。此外,隨著孫吳政權的發展,大量的江東豪族進入其中,例如陸遜、顧雍就是其中代表。這些江東豪族自然也希望孫吳定都建康。因此雖然孫權、孫皓都曾一度以武昌為都,無論是在客觀上,還是在朝廷內部輿論上,都出現了較大困難,最后還是遷回了建業。
還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東晉定居建康有其偶然性。因為東晉政權的建立者司馬睿在稱帝前作為都督出鎮建康,稱帝后自然以建康為都。當時的長江中游與上游并不在他的控制之中。中游是荊州刺史王敦的地盤,上游巴蜀地區建立了成漢政權。而在東晉政權穩定后,都城建康與太湖平原、寧紹平原已經結成了密切的經濟社會聯系。因此,哪怕是在咸和三、四年,因為蘇峻之亂建康城被一把火燒掉,王導等人依然堅持定都建康,建設新宮城。
在東晉以后的宋、齊、梁、陳,它們的立國態勢與孫吳、東晉本質上沒有差別,既然已經存在發展多年的都城,自然就更不會遷都了。并且六朝時期流行禪讓政治,朝代更迭并不是通過革命的形式,而是少數野心家篡位,對既有政治勢力進行贖買。這種相對和平的政權更迭,造成了后一個王朝不否定前朝的正統性,作為政治標志物的都城,也就沒必要一定改變。
總而言之,六朝以今天的南京市為主要首都,是由政治、經濟、軍事諸多方面的因素綜合形成的。歷史無法假設,發展過程也充滿偶然,是各種因素、力量雜糅形成的一種結果,所以我們只能從盡量多的角度給予解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答案不是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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